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语言变异与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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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变异社会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在内容与方法维度上的互补性催生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研究、变异习得研究、计算建模研究以及跨物种语言/交流变异的比较研究等五大交叉学科领域,并成为了社会语言学研究获得新进展的重要突破口。将重点探讨上述交叉研究的内容和意义,以期为国内社会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语言变异;认知科学;交叉研究;社会语言学

  作者简介:黄嫣,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

 

  一、引言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已逐步从最初巩固自我地位的初始阶段转向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并形成新的交叉学科的高级阶段(赵蓉晖,2003)。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自诞生以来,则将自己定义为不同学科领域的集合,如语言学、心智哲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类学(蔡曙山,2007)。认知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研究孤立的认知主体(cognitive agent)向认知社会维度的转变,形成了认知经济学、社会认知学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等交叉领域。

  社会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跨学科属性促进了两者的融合。近年来大量研究者借助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语言学问题,尤其是语言变异研究(language variation)。作为社会语言学中最核心的研究内容之一,语言变异的认知转向将进一步促进我们对语言变异和人类认知的深入理解。

  二、社会语言学与变异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和变异社会语言学是从属关系。社会语言学是从语言与社会相互依存的角度去探究语言的本质和差异。变异社会语言学(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则主要通过实证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来考察语言变化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田莉、田贵森,2017)。本文将结合近50年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脉络,重点归纳其传统走向及发展趋势。

  1 社会语言学研究传统走向

  长期以来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由三个子领域组成: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语言社会学(society of language)和变异社会语言学(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Chevrot et al.,2018)。其中,变异社会语言学是本文探讨的核心内容。

  语言人类学认为,语言是一种“文化资源”,而说话则是一种“文化实践”(Duranti,2002)。该学科通过记录语言的多样性来研究语境中的语言使用,并借助语言来解决人类学问题(Duranti,2003)。语言人类学研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语言对深入了解文化和社会重要性以及文化和社会事实对理解语言本质的重要性(Shibamoto-Smith&Chand,2013)。语言人类学一般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如民族志参与式观察、视听记录、访谈等),观察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言语事件。

  语言社会学(Bernstein,1971;Fishman,1972)旨在宏观层面上观察语言和社会的关系,重点关注国家或社会阶层等社会实体中的集体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模式。其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如通过普查的方法来描述社会语言的多样性和不平等或通过动态观察的方法研究语言趋同和变化现象。语言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多语现象、语言地位、语言和种族、语言和宗教、语言政策和规划以及世界语言传播等方向。语言社会学的研究焦点是社会组织,并未对语言单位进行详细的描述,相反语言变异的研究焦点则是语言形式本身。

  变异社会语言学旨在运用实证和定量的方法研究语言变异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Labov,1972)。以Labov为代表的变异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使用者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如性别、年龄、职业、阶级、受教育程度等方面;而这些社会属性的不同会导致语言使用者所掌握的语言出现差异。此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场合或面对不同的社会交际对象都会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因此,语言是以言语变异的形式存在的,是异质的。但语言系统中的各种变异形式又常常是有规律可循的,是有序的(田莉、田贵森,2017)。异质的语言事实中如何能寻找到语言的有序结构(祝畹瑾,1992)?这些异质语言的背后又体现了什么样社会意义和认知意义呢?这些都是变异社会语言学需要研究的内容。综上所述,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共同隶属于社会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范畴,可见其本质上就是一个交叉研究领域。

  2 社会语言学研究发展趋势

  近年来社会语言学领域出现了三个重要的研究转向,分别是:(1)对语言变异中表征意义(indexical meaning)的深入研究;(2)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多样化;(3)对新语种及其文化的初步探索(Chevrot et al.,2018)。

  第一,变异社会语言学与语言人类学的融合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变异、表征意义和身份之间的关系。通过将变异社会语言中定量的方法与语言人类学中民族志(参与式观察)方法相结合,研究者能够将广泛的社会类别(如种族、阶级和性别)与更精细的、局部构建的类别(如当地学校或某一群体的情感网络)相联系,并将视角聚焦在当地的价值观、文化和实践中,以回答个人在社会意义构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Eckert,2000;Zhang,2005)。如Eckert(2000)通过研究底特律郊区某学校中基于身份认同的语言构建问题,发现语言变异和广泛社会类别之间的相关性是通过意识形态产生的。

  第二,实验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催生了多样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技术。尽管从最早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开始就使用了实验方法(如主观反应测试、变语配对法或最小配对法),但这些研究很难克服“观察者悖论”(即观察人们在不被观察的情况下是如何说话的)以及在两个研究目的(记录自然言语和尽可能控制言语产生的语境)之间取得平衡(Labov,1972)。最近,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实验法越来越普及,实验范式也变得更为多样化(Bayley et al.,2013)。实验社会语言学家们创造性地将各学科研究方法与技术融入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如心理语言学(语言启动、眼动)(Koops et al.,2008)、社会认知(社会启动、内隐联想测验)(Campbell-Kibler,2012)、语音科学(人工合成语音)(Strand,1999)和认知神经科学(ERPs,事件相关电位)(Loudermilk,2013;Dufour et al.,2014)等领域。此外,计量社会语言学(computational sociolinguistics)的兴起使得研究者能够对社交媒体上所抓取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从而更好地理解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Dong&Jong,2016)。

  第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拓展至以往鲜被研究的世界语种或区域。有学者指出,过去集中于对单语环境下欧洲或北美地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正逐渐被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所取代,包括多语环境研究(Erker&Otheguy,2016)、手语研究(Stamp et al.,2016)、濒危语种研究(Hildebrandt,Jany&Wilson,2017)以及对世界其他地理区域的聚焦研究(Bayley et al.,2013)。不难发现,研究者们正逐步将语言和文化多样性融入社会语言学研究之中。

  综上所述,“语言”、“认知”和“文化”这三个关键词构成了社会语言学发展方向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社会语言学与认知科学不同领域的有效结合使得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探索同时植根于文化、社会和认知层面的语言现象。结合丰富的认知神经技术手段(如ERPs,fMRI,MEG等技术),研究者们能够尝试性地回答带有社会属性的语言在大脑中是如何表征的这一问题,并对现有的认知和语言模型进行相应地完善。

  三、变异社会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融合

  如上所述,社会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跨学科属性促进了两者的融合。本文将从变异社会语言学视角切入,重点探讨变异社会语言学与认知科学融合产生的五大研究领域及其发展优势。

  1 认知社会语言学

  关注语言的社会性是认知语言学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王寅,2013)。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研究逐渐出现了社会转向,并随之诞生了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这一新的交叉学科。认知社会语言学从狭义上而言,是在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融合视角下关注语言变异的一种研究范式;从广义而言,认知社会语言学不仅研究语言结构本身(如语音、词汇、句法、语篇),还涉及语言的应用(如语言与意识形态、语言政策、文化语言学、世界英语等)(Hollmann,2013)。Kristiansen和Dirven(2008)认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主要有两大优势:首先,它为语言变异研究方法提供了新准则,即基于实证研究的方法(尤其偏向于语料库研究),来探索与社会维度相关的语言内部或跨语言之间的变异;其次,它借鉴了认知语言学中三个广受认可的假说:(1)语言与认知的其他方面都历经同样的加工机制;(2)语法是对世界的概念化;(3)语言知识源于语言使用的规约化。认知社会语言学相关研究于近年来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关注,学者们分别从世界语言、语言变异、语言使用以及社会文化变异等视角对认知社会语言学提供了多视角解读(Kristiansen&Dirven,2008;Wolf&Polzenhagen,2009;Geeraerts,Kristiansen&Peirsman,2010;Reif,Robinson&Pütz,2013;Pütz,Robinson&Reif,2014;Moreno-Fernández,2017)。

  国内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探讨始于本世纪初苏晓军(2009)对国外社会维度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综述。截至目前该领域的大部分研究主要涉及对国外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背景、方法和应用等方面的综述和书评(王天翼、王寅,2012;周红英,2012;赵永峰,2015;文旭,2019;张天伟,2019),只有少数学者尝试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微观语言结构本身(赵永峰,2013;张静媛,2018),而涉及语言政策、社会文化和语言演化等宏观视角的应用类文章则更为稀缺。综上所述,国内对社会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仍停留在初始发展阶段,今后可开展以中国语言问题为导向的本土化研究,尝试从认知维度开展大量关于语音、词汇、句法等微观语言变异研究或语言接触、语言演化以及语言政策等宏观角度研究。

  2 社会语言学认知研究

  社会语言学认知研究(sociolinguistic cognition)与认知社会语言学有所差异。社会语言学认知研究主要探索社会语言变异编码(encode)、感知(perception)及产生(production)过程中的大脑认知机制(Campbell-Kibler,2010)。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认知中的实验方法,如反应时、眼动实验、神经成像以及社会启动等方法(Loudermilk,2013)。这一研究领域起源于社会语音学研究。早在20世纪末就有研究者(Niedzielski,1999;Strand,1999)发现对语音变体的分类受到说话者(真实的或感知的)社会特征的影响。如Strand(1999)认为,对声音的感知(如[s]或[∫])不仅仅是对声音中声学特征的自动解码,还受到听者对说话者性别判断的影响。具体来说,听者会考虑到典型的男性或女性声音的声学特征差异,继而对模糊的声音信号进行感知。

  图1 社会语言知识与语言层级之间的认知整合模型

  基于言语感知(Hay&Drager,2010)、言语输出(Hay,Nolan&Drager,2006)以及词汇生成(Maye,Aslin&Tanenhaus,2008)等视角开展的一系列社会语言学认知研究,Thomas(2011)提出了社会语言知识(sociolinguistic knowledge)与语言各层级(语音、词汇、句法、语义)之间的认知整合模型(见图1),认为语言变异对于理解语言的认知表征是至关重要的。该模型表明:在言语感知或产生过程中,语言的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平行加工,且在语言的每一个层级中都存在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对言语产出的大脑加工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模型描述了社会语言知识作为语言加工整体的一部分是如何起作用的,主要体现在社会语言知识与语言加工各层级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使得说话者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下,针对不同的听众说合适的话。基于此笔者认为,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借助认知心理或神经技术手段,通过实验的方式来验证模型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该类研究将有助于深入了解社会语言知识在大脑中的表征形式以及语言的社会属性对语言加工的影响。

  3 社会语言变异的习得研究

  语言是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之一,语言习得(包括母语习得或二语习得)与认知科学的结合是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进一步了解语言习得过程的心理机制,促进语言的有效学习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长期以来语言学研究者对语言习得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对语言习得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变异现象及其心理机制问题却关注不多。因此,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家于近年来开始联合推动对社会语言变异的母语和二语习得研究(acquisition of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Lacoste&Green,2016;De Vogelaer et al.,2017)。研究者强调儿童或成人学习者身处的语言环境是可变的,语言变异受到不同语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Nardy,Chevrot&Barbu,2013)。据此研究者可以通过设计不同的认知心理实验范式,深入探究学习者是如何习得社会语言模式以及如何在变化的语言环境中融合语言和社会信息等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语言模式在学习早期阶段形成,且在习得过程中,输入形式的频率对习得结果起关键作用(ibid.)。目前存在四种主要的学习理论或模型可用来解释语言变异的习得问题,分别是抽象变异规则形成模型(abstract variable rule formation)(Labov,1989;Smith,Durham&Fortune,2007)、个案具体学习模型(case-by-case concrete learning)(Chevrot,Beaud&Varga,2000;Díaz-Campos,2004)、范例学习理论(exemplar theory)(Bybee,2006)以及基于使用的学习理论(usage-based theory)(Tomasello,2003;Nardy,Chevrot&Barbu,2013)。然而,变异习得理论的提出需满足多重标准,如应考虑到变体频率对习得的影响,语言与社会信息之间的关系构建以及变异发展、泛化的过程。由此,上述理论模型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4 计算建模研究

  计算建模(computational modeling)是一个典型的基于认知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语言学问题的新领域(Mallinson&Kendall,2013)。通过对不同言语社区内相互作用的群体进行动态建模以及对受社会和认知约束的模拟语言线索进行共享,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社会、社会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之间的联系(Stanford&Kenny,2013)。其中,有的计算模型探索了语言基本属性(语音、语法和词汇)产生的条件;还有部分研究则观察了不同语言体系中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动态发展,有效解决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问题。

  目前,已有的计算模型验证了大量社会和认知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如社区成员的社会地位及成员间的社会距离(Nettle,1999)、对领导者的注意偏向(Fagyal et al.,2010)以及说话者的身份特征(Kleinschmidt,Weatherholtz&Florian,2018)等因素。计算建模的主要价值在于:研究者可以在一段集中的时间内,测试各类参数/变量(如性别、年龄、社会互动、社会地位、社会距离等)对语言变异的长期影响。而这些变量往往在实验或日常语言使用中难以控制。

  综上所述,计算建模从量化的角度揭露了社会与语言认知之间的紧密关系,并逐渐成为计量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方法在国内至今仍未普及。笔者认为,基于计算建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是跨学科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发展趋势,我国研究者应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搜集大量现有的语音或文字数据集,开展本土化研究。如基于真实的语音生成数据分布,通过计算建模的方法来推断说话者的身份,从而进一步验证语言的社会性问题。

  5 跨物种语言/交流变异的比较研究

  变异社会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相融合的一项有趣的研究是将人类语言变异(这里主要指方言)与动物交流变异进行比较。在某些物种(鸟类、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海洋哺乳动物等)的发声过程中,动物行为学家发现并描述了达尔文称之为方言的语言变体(Darwin,1859)。不同的语言变体由位于同一空间(方言区)的动物所共享。动物交流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因素(如个体间的互动频率),而这些变异就像社会密码,表明它们属于一个群体。经对比后发现这些动物的交流情况与人类社会语言变异的发展和使用有很强的相似性(Henry et al.,2015)。

  由于动物在社会认知形式上表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因而人类语言变异与动物交流变异的比较研究将有利于提高我们对社交性(sociability)、交流和认知之间关系的理解(Chevrot,Drager&Foulkes,2018)。但另一方面,此类研究目前还存在许多难题亟待解决,例如,如何有效搜集、描述动物交流的变异现象以及如何建立跨物种语言或交流变异之间的联系。

  四、学科融合的意义与启示

  变异社会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紧密结合为双方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笔者想就两者结合带来的重要意义和启示进行归纳和探讨,以体现学科融合的必然性。第一,促进语言社会要素和认知要素的有机整合。学科融合带来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将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以语言意义为中心,以实际用法为取向,从语言的社会性(外部、客观)和认知性(内部、主观)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讨语言变异、社团方言、文化模型、意识形态以及语言政策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社会语言学老问题提供了新路径。第二,实现理论与建模的有效结合。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为计算建模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数据,而计算建模的方法则为传统社会语言学研究提出的理论和假设进行量化检验,便于找到新的客观规律。因此,对相互作用的社区群体进行动态建模是理解语言、社会语言变异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但需要提醒的是,为了确保建模的效度,使用真实的数据来运行系统并设置其参数(如记忆痕迹衰减函数或收敛系数)显得尤为重要。第三,加深对语言变异现象大脑加工机制的理解。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语言变异现象的心理表征(如表征意义和意识形态)和认知加工过程(如对语音、词汇、句法变体和社会信息的理解加工)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但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使我们无法获知语言变异在大脑中的表征和加工机制。因此,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引入将为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提供开拓性的研究视角和结果;第四,改进传统社会语言学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社会科学与认知科学相融合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研究方法的改善。首先,社会语言学可借鉴心理语言学、实验语音学与计量语言学等学科所采用的实验方法,以保证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如在实验过程中对相关变量的严格控制以及后续数据分析中统计方法的合理选择;其次,基于科学合理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结果,研究者可进一步完善传统的社会认知模型建设。

  五、结语

  认知科学与社会语言学,尤其是变异社会语言学的融合不仅拓宽了认知科学的研究视角,也为语言变异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当今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之下,未来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将沿着学科发展路径,从不同维度结合多种技术手段对语言变异现象进行深层次探究。此外,我国研究者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应注重研究的本土化发展,充分利用我国现有丰富的语言资源,积极开展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社会语言学认知研究、语言变异的习得研究、语言变异的计算建模研究以及跨物种语言/交流变异的比较研究,推动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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